掌心策略中规院李晓江昔日专访：高层住宅将成中国社会的 “沉重负担”

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五级特大火灾，截止11月30日下午，已造成146死的惨剧。这个31层的高层住宅小区，火势与浓烟快速蔓延，而消防设备根本够不到高层掌心策略，因此高层建筑的安全隐患也因为这场大火成为舆论焦点。

事实上，中规院原院长李晓江早在此前的媒体专访中就曾预警：高层住宅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 “沉重负担”，其安全风险、维护难题等弊端，终将逐渐显现。

如今再读这篇专访，那些关于高层住宅规划缺陷、安全隐患的深刻分析，更具现实警示意义。

挤占水的空间加剧应对风险

问：气候变化是否正在变得更易被感知？

李晓江：它带来的一方面是气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是气象灾害更加频发，毋庸置疑，这些特征是越来越明显的。

光是拿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就可管窥到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2020年，重庆有百年以来最高的洪水水位；2021年，郑州“7.20”罕见特大暴雨后发生洪涝灾害；2022年，整个长江流域大旱；2023年，京津冀地区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同年9月，强降雨让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多个城市被淹，地下空间大量进水……

科学已经证明，这些极端天气事件背后，和地球温度的上升是紧密相关的。面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提出了“1.5℃”、“2℃”的目标，但它的实现难度极高。未来气温和风险会继续上升，而这些灾害给居民的生命健康、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因此我们的适应工作已刻不容缓。

图片来源：人与城市

问：你从2008年就开始参与北川的灾后重建，相比起传统的自然灾害，如今的灾害应对有哪些新的变化？

李晓江：极端天气事件变得频繁和不可预测，常让人措手不及。2022年，长江全流域遭遇61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成渝地区经历了罕见的高温、干旱，山火频发，老百姓都跑到山里去避暑。结果上游突发强降雨，旱涝并存，下游平武、北川、彭州都发了洪水。洪水导致平武3人死亡15人失联，北川6人死亡12人失联，彭州7人因洪水死亡。

通过统计也不难发现，气候变化给城市带来的风险显著增加。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成渝地区，1960年代到现在气温整体不断上升，同时它的极端高温天数变得越来越多、温度越老越高；整体降水在线性减少，但极端降水更加频繁，短期暴雨频发。这四个数据放在一起，就是很典型的灾害加剧的图景。

另外，传统的地质灾害叠加气象灾害后，二者耦合，灾害的影响会被放大，也会更复杂和难以对付。比如汶川地震后，震区的土壤发生了明显松动，北川9月24日的暴雨导致区域泥石流，它的破坏性与一般泥石流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共造成了42人死亡。

问：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时，不同地理区位是否有不同的侧重点？

李晓江：地球的地质、地貌等都不相同，在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形成的灾害也不一样。对青藏高原来说，它要面临的是冰川融化。2020年我去可可西里，那里正在防洪，以前那里和洪水好像是没太大关系，但因为青藏高原的降水在增强、冰川在融化，会面临这样新的问题。但对于沿海地区来说，最严峻的问题是海平面上升。

问：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2018年之前多地兴起填海工程、向海要地，它是否会让我们的应对变得被动？

李晓江：这是肯定的。

拿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来说，它现在使用的大量土地来源为改革开放后的填海造地，这造成了很大的风险。填海的地块要比风暴潮的潮位更低，用堤坝来防御。正常情况下不成问题，但如果遇到超常规的降水，叠加台风、天文大潮等，造成的损失就会很大，咸潮上溯也会影响到城市基本的用水问题。

这些问题背后，除了自然的原因，也有我们人类和自然相处的问题。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付出生命和鲜血来寻找安全居所的过程。在农耕时代，人的力量很弱小，人们敬畏自然顺势而为，不会提“人定胜天”这样的口号，构建了人与自然的良好关系。工业文明之后，我们总觉得自己强大了，可以造火车造飞机，好像什么都能干。但在自然灾害和风险面前，人类还是很渺小和脆弱。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向海要地好像是最便宜、最不受约束的，所以容易盲目。不止沿海，我们的沿江、沿湖地区都是类似的情况。缺乏防洪涝安全论证的前提下，一些城市通过填河、填湖和侵占低洼湿地进行大规模城市开发。

2016年，武汉汤逊湖内涝灾害造成60多平方公里城区水淹半个月，主要灾区就是当年围湖造地的范围。2010年，甘肃舟曲因为城区的盲目扩展，在行洪风险地区大量开发建设，把三百米宽的行洪通道压缩到10米以内，酿成了泥石流灭顶之灾，导致1744人死亡和失踪。

江河本身有自己的摆动规律，尤其是在冲击平原地带，你不能老去占它的便宜，把本来应该它滞留的区域占用了，让它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当它无处可去时，给你带来的自然就是风险和灾害。

问：江河湖海的空间已被占用，如今如何补救？

李晓江：我们这么多年的思路，一直是简单的抵御的办法。比如太湖流域，有3.7万平方公里，里边有很多个城市单元。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排涝系统，标准越建越高、排涝能力越来越强,一场雨下下来，两个小时就可以把水全都排出自己的圩区。对于单个的城市来讲，它是安全的。

但我们发现，对于整个太湖流域和下游城市来说，以前形成洪水大概要4天时间，现在上游畅通无阻，水很快就可以排到干流里，形成洪水的时间缩短为一天半。单个的防御是做好了，但下游城市、整个系统更危险了，要掂量和考虑整体的安全。因此必须有一个流域的综合治理和防灾的方案，不能仅仅是独善其身。

仅仅抵御也是不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向荷兰学习。荷兰26%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超55%的土地易遭受洪水的影响。他们转变传统防御工程的思路，提出“还地于河”，把空间还给河流，增大河川本身承载洪水的容量，从而增强它的应对韧性。

国际社会上一个很流行的概念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尽可能利用自然的力量来让我们的城市和居住环境变得更安全。从水安全的角度来说，就是顺势而为，把空间还给河湖，还给海湾，适当腾挪和优化布局。1998年长江洪水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在洞庭湖和鄱阳湖，把农田、建设占用的空间腾挪出来。但它没有一直持续，运动式的治理后就容易放手不管。

这种退让的成本必然是高的，但也不是极端到让大家一夜之间去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在经济利益和自然灾害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我相信这种平衡是渐进式的，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在大楼里养猪，有这样更高效的立体农业，随着科技和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未来我们的农业、工业占用的空间会越来越少，这种高效和集约会给我们从风险区域的退出创造条件。

高层住宅透支安全

问：从城市建设来说，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大拆大建”后，我们的硬件总体还是提升了许多？

李晓江：总体上看，我国经过几十年发展，应对城市灾害的硬件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但是改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标准低，我们匆匆忙忙搞建设的过程当中，因财力有限，标准设置本身比较低。二是品质低，我们虽然有着“基建狂魔”的名声，但实施过程中，有大量的粗制滥造、偷工减料，这给安全埋下隐患。三是轻维护，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重建设轻维护，后期维护并不好。比如之前发生城市内涝，经常发现有排水管道被堵死的情况，这些都影响到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

对灾害损失的分析需要考虑暴露度的差异，总体来讲，我们的特大、超大城市数量多、规模大、密度高。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有7个，人口超500万的特大城市有14个。灾害发生时，这些地方人口、经济密度越大，暴露度越高。这些城市运行高度依赖人工又十分复杂，真正出现灾害的时候，往往造成的损失总量巨大。

问：城市内部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土地利用形态是怎样的？

李晓江：过去几十年，地方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土地财政”，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则主要以GDP作为指标。

这就导致了两个极端。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靠土地养活自己，卖地的收入越高越好，中间开发商还要从中盈利掌心策略，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我们的住宅建设就越建越密，越建越高。高层、超高层住宅已经成为城市新增住房的主体形态，住房容积率不断上升。

但盖楼所带来的GDP是一次性的，拉动城市GDP主要还是要靠工业。在这样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招商引资，以土地为代价去换取GDP，何乐而不为？因此就以极端低廉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甚至是直接白送。

这样的“游戏规则”和价值取向下，我们城市用地中生活用地高楼林地、过于集中，生产用地十分低效，可以“躺着晒太阳”。这是城市的发展方式所决定的，但同样也积累了许多的灾害风险。

问：高楼林立被许多人视为经济发达和繁荣的象征，从应对角度讲，它积累了哪些风险？

李晓江：许多人理解的现代化，就是楼越高越好。尤其一些领导同志，会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攀比心，以高为美、以大为美、以怪为美。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我们的城市都千城一面。

但我认为这是贫困时代的审美和价值观。许多发达国家并没有走这一条路，比如罗马、巴黎，它们保持自己的风貌，几百年都不变。北川的重建中，我们也坚持建筑最高不超过36米，你去看北川，可能是中国惟一一个没有超高层住宅的县城，我觉得很美。

当然更重要的是安全问题，高层住宅甚至比村庄更为脆弱。村庄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是依赖自然，除非遇到把整个村庄摧毁这种极端情况，一般灾情下它更容易获取水和食物。但高层住宅十分密集，运行又高度依赖人工，当人工系统完全瘫痪的时候，食物、水、电都是大问题。

这一点也在郑州“7.20”暴雨中得到印证。整个灾害中，高层住宅的受灾影响最大，时间最长。高层住宅的用水都要二次加压，恢复慢。我问当地居民，停水、停电之后最恼火的事情是什么？他们都回答说，厕所不能用。这是我们建设时完全没想到的问题。洗澡是可以不洗，但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马桶里一箱水是真的不够用。

我们的住房使用权是70年，电梯的寿命只有15年，管线的寿命20年。设备的老旧、电器的老旧，这些风险都会随着时间积累，也直接影响它的应对能力。在70年的周期里，需要去做好几次的更新和改造，它的成本要比低层建筑高出很多，谁来出这个钱？北京和上海有最早的高层住宅，近年来电梯问题常常引发矛盾，它已经成为让政府部门很头疼的一件事。所以我一直认为，高层住宅会是中国社会最沉重的一个负担。

图片来源：人与城市

问：气候变暖与城市的火灾密切相关，有研究显示气温越高，城市火灾越多。高层住宅的火灾也是极大的隐患？

李晓江：绝对是，火灾是最大的隐患，高层住宅在透支我们未来的安全。我们有100条理由反对建设高层住宅，但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消防安全。不洗澡、不用厕所，这些总还是可以承受，但人命关天，生命安全是没有余地的。

几乎所有的高层住宅，都没有常规楼梯以外的逃生通道。大量15层以上的住宅，在火情严重的时候只能靠自救。2010年上海的“11.15”高层公寓火灾，造成了58人死亡71人受伤。高层住宅的消防救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难题。

在雄安新区的规划编制过程当中，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建筑高度做了专门的研究，就雄安新区的建筑高度应如何把握，咨询了公安部消防局专家。消防登高救援的极限是多少？答案是15层楼，也就是45米，这还必须是在消防装备标准更高的大城市。雄安新区最终将建筑高度规定在了45米及以下，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好在大家的意识在慢慢改变。2021年住建部发文，要求建筑高度控制在最大为80米，审批80米以上住宅建筑、100米以上公共建筑建设项目时，要征求同级消防救援机构意见，以确保与当地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这是进步的表现，但还远远不够。

问：对于我们已经建成并被大量使用的高层住宅而言，未来如何改进以应对？

李晓江：从生活角度和安全角度讲，维护都非常重要。保障楼宇的设备正常运行，保障供水、供电系统稳定，在发生灾害的时候，警报系统能起到作用，消防喷淋系统能正常运行，让它不至于发展成大的火灾。

很多高层住宅，居民为了防盗把屋子围成铁笼子，发生火灾后只能看着人在里边无法逃生，非常悲哀。独善其身、各自为政会导致应对灾害的能力下降。所以我一直提倡向日本和新加坡学习，构建除了电梯、楼梯之外的第三条生命通道。在其他通道走不通的时候，他们的阳台可以向下打开或横向打开，连起来就是一个逃生通道。

这样一个复杂难题很难用一个简单答案来回答，要从法治层面、政策层面、制度层面去寻找解决方案。比如高层建筑的设施维护、消防设施的要求等都要依靠法律支撑。

地下空间易灾害、救援难

问：城市建设往高长的同时，也在向下扎。到2022年底，中国城市地下空间累计建筑面积29.62亿平方米，新增面积已占同期城市建筑竣工面积接近四分之一。向下发展会不会是未来的趋势?

李晓江：无论大小城市，近年来都在积极开发地下空间，包括地下交通、综合管廊、地下停车场和地下商场等多种形式。部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出现“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这样的倾向，进一步还要实现互通互联。

我们谈到地下空间时，尤其是专业的人，常常是从利用的价值出发去考虑问题，不会冷静客观看待这个行业的背面是什么。我个人是很反对地下空间盲目开发和利用的。极端降水越来越频繁的现状下，互通互联也会增加我们的应对风险，让原本的“水淹一军”变成“水淹七军”。

防护工程专家钱七虎院士在论证雄安新区的地下空间开发规模时专门强调过，地下空间有易灾性和救援困难两个特性。一旦停水停电，地下是什么情况你完全不清楚，密闭和有限空间的救援极其困难。我们对地下空间的利用，也是人定胜天的思路，认为风险可以通过措施来抵御。但事实如此吗？

12月4号，深圳地铁施工坍塌导致13人被埋失联。

郑州“7.20”极端降雨灾害中，地下室、地铁、隧道等各类地下空间溺亡39人，郑州全市超过一半（2067个）的小区地下空间和重要公共设施受淹。不将地铁和京广隧道统计在内，这场降雨也给郑州其余地下空间灌入了三千万方水——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库的储水量。这都是很典型的案例。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现在许多地下空间的开发都追求商场、餐饮等高附加值的场所，但现实情况下这都难以实现。全国只有成都SKP是它的反面案例，但它也巧用了公园和下沉广场，并非是建筑下的地下空间。

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人的天性也是人对安全和自然的需求，我们的地下空间开发，主要不是给人用，而是该给管线、设备、停车场等来用。

问：郑州5号线后被查出地铁集团变更设计标准，维护不利导致明沟排涝功能严重受损，水排不出去。如果做好这些细节，其实风险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李晓江：从硬件角度来讲，要做好防御设计，包括防洪闸等工程措施来提高它的安全性，并且要真正落到实处。从管理角度讲，要加强防范、快速反应。郑州一些物业反应就很灵活，看到地下空间进水后先使用沙袋来围挡，后来沙袋挡不住就直接砌墙，还真把洪水挡在了外边。

总体来讲，考虑到地下空间开发的易灾性、利用的局限性以及救援困难等问题，应详细规划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在安全防灾方面提出更加明晰的强制性规定。如单个地下空间的面积、人流量和停车量的规模限制，地下与地上建筑面积的合理比例，分层次的使用功能限定，以及不同建筑物之间、建筑与设施之间地下空间连通的限定等。

问：除了“看不见”的地下，城中村也是事故密集发生的地点，我们对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是否也有忽视？

李晓江：我们城市应对气候变化，除了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开发过度之外，易灾或有灾害隐患的地区还有很多，其中城中村普遍风险集中、隐患最大。

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大城市里的“三不管”地区。它的土地基本都是农村集体土地，建筑质量不高、私自加建情况普遍，里边的建设管理、治理都严重被政府忽视。因长期以来不受重视，没有持续性的市政与防灾投入，城中村排水、消防等防灾基础薄弱，道路很窄，救援困难。

同时，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又很高，功能很复杂。它兼具生产和生活功能混合，是典型的非正规空间，包括小工厂、小公司、仓库、快递站、电商分拨仓等。这样的现实条件导致它成为城市中风险最集中区域之一。

2017年发生在大兴致19死8伤的“11.18”火灾，2011年发生在旧宫导致17死25伤的“4.25”火灾，北京这两起大火都和地下建设冷库相关，且都发生在了“三不管”的城中村地区。包括疫情期间，广州城中村的失管，也导致了后续的冲突和矛盾升级。

以前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一拆了之，全部都推到重建，但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许多城中村拆不动，有大量的城中村还要在未来存续下去。因此无论是从安全韧性，还是气候适应讲，城中村都应该是一个不可继续忽视的重点地区。

图片来源：人与城市

问：城中村和超高层建筑二者中谁的风险更高，有没有办法作对比？

李晓江：这是两类不同类型的风险。

城中村是没有受到应有的关切，一直以来被忽视，让它变得如此薄弱和风险重重。但高层、超高层建筑是政府和房地产商出于牟利，把它推到了风险上。二者一个是过差，一个是过高，但殊途同归，都聚集了很高的风险。

问：城中村是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弱势群体的栖息生存之所，他们也是气候变化中应对能力最差的人群。对城中村的关注，符合你提倡的“空间正义”？

李晓江：一个健康的城市，理应给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留出空间和生存的权利。但城中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防灾能力弱，安全事故频率高，也将他们置于风险之上，因此提高城市的安全韧性，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和城中村等非正规空间，增强他们的防御能力和供给保障能力。

不仅仅是城中村，从城市级别来讲，我们也要强调空间正义，要关注小城市、县城和不发达地区、乡村地区、边远地区。农村地区有许多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一旦发生灾害，这些群体的抵御能力是最差的，对这些地区的重视本身，就体现着公平和正义。

目前，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的防灾减灾设施水平、建筑抗震能力显著低于大城市。2021年8月，湖北随州柳林镇遭遇极端强降水，导致21人死亡4人失联。这场洪水的死亡率达到2.1%，从全世界来看都算一个很高的数字。

大城市的防洪标准是百年一遇甚至五百年一遇，但县城防洪标准可能只有十年到二十年一遇，二者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当然不是说把它们之间的标准统一，这不现实，但要尽量缩小这些差距。

城市亟需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问：高层住宅、地下空间、城中村，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这些课我们都要补。具体如何操作，有没有一套可供参考的大纲？

李晓江：一个地方会有一些常见灾害，比如中国沿海地区的台风，当地有相应的防御能力、抵御能力、灾后恢复能力，应对起来有经验，比较游刃有余。但我们对非常见、发生频率低的灾害事故重视不够。

相比起的传统灾害，气候变化的灾害应对还需在前边几个能力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应对方式进行变革，从而形成长期的适应能力，它要一个一个步骤去走。在这个过程中，对气候适应的评估特别重要。

各个城市的地理、气候条件和防灾抗灾能力都不一样。应该按照预防能力、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变革能力和长期适应能力各自的要求去分析评估，了解城市的应对水平如何，短板在哪里，然后依据重要性和时间来排序，系统性做改变。

最终还是要工程措施来做最基本的保障，不管是楼宇的防风、抗震能力，还是城市的防洪能力、能源系统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等。如果说没有评估，连基本的气候变化趋势也不了解，连自己的情况和弱点都不了解，那说去做气候适应就完全是缘木求鱼。

问：“大拆大建”的时代已经过去，从具体的落实来说，我们如何通过“小修小补”提高气候风险的应对能力，增加城市韧性呢？

李晓江：完全防止灾害并不太可能，但我们可以尽量去缓解。城市的用地与空间布局不能只是以发展效率为依据，还应充分考虑安全、宜居、生态等多元目标。从宏观角度讲，我们在新的规划和建设中要优化城市布局，做组团式的布局，科学设置风道、绿地等来减轻“热岛”、“雨岛”效应，在高温、热浪天气时减少城市的放大作用。

更多的情况是，大饼已经摊起来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建设海绵城市，增加城市绿化等来改善。避灾场所在过去的建设中是被忽略的，我们也应当在原来的空间中尽量开辟、腾挪出避灾场所，补过去的课。

当然，气候变化也给避灾场所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是开阔空间作为地震灾害的避灾场所，但洪涝灾害要求我们往高处走，高温热浪的要求又不一样，更极端的战争情况则要防空洞。这种情况下，设施是否可达、有效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供水、供电、通信和食品、生活用品的供应保障也十分重要。医疗系统的安全韧性是减少灾害中生命健康损失的直接保障。汶川地震后，芦山人民医院重建。2013年芦山地震我第一时间到现场，发现医院的用水、用电和建筑安全没有问题，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运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生命线工程的作用。反观郑州暴雨中，拥有近万床位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积水近2米，导致9人遇难，12台手术中断，600多人失去ICU设备支持，这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问：除了政府的主导外，气候适应也应该是一个人人参与的过程？

李晓江：首先还是要强调，气候适应涉及到所有人的安全和风险问题，我们应把气候适应上升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最高战略。

在面对气候变化、面对韧性城市的建设，应该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互动性更强的治理，社会主体都应该要参与进来，一起改善我们的环境，提高我们公共安全性。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应对一个更加发达、富裕和更加复杂的社会。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样，老百姓的诉求差异越来越大，简单的管理不可能应对，这时就需要转变为治理，要有政府主导，关注人的需求、人的活动和安全便利，有企业、居民参与，自上而下结合起来，共同治理。

但需再次强调。

问：听下来会觉得几十年的城市建设也是风险不断累积的过程。我们讲“规划先行”，为什么没能在最初规避掉这些风险？

李晓江：作为规划师，我们做规划时要有一个时间尺度，为未来留出空间。但实际的城市发展过程都是急功近利，从市中心区开始“摊大饼”，这样基础设施投资最低、公共设施使用最便利、成本最低、可达性最高，规划发挥的作用很有限。

很多人讲，我们30年的城市建设超过了别人200年的发展，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只不过是表面上看着快了一点，但社会的代价、环境的代价、文化的代价，都没有考虑进去。不计算这些代价的时候，你可以说自己是成功的，指标是好看的，实现了一个所谓的快速发展。但我们牺牲了品质，牺牲了安全，牺牲了代际利益，这些迟早还是要还回去的。

问：这样的“游戏规则”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你认为它是否需要改变？

李晓江：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所以地越卖越热，房子越建越高，重地上轻地下，重发展轻安全，这种价值观一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均，带来了重重的风险。并不是说主政官员“心坏了”，是这种制度设计倒逼他们走这样的道路。

现在我们讲政府重视安全、重视韧性、重视生态保护，这都是被领导和文件逼出来的，被那些被处分干部吓出来的，没有真正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动力。“游戏规则”不变，未来可能还是沿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比如说住宅限高80米，那就尽量建到79米，工业用地还是廉价出让甚至白送。

要想改变这种惯性，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土地财政和官员政绩GDP考核也应该进行改革。我们的税收制度、财政制度等，是在快速增长和扩张阶段形成的。“十九大”曾提出过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只有这样才可能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城市更新、气候适应、气候减缓，最根本是在呼唤中国最基本体制的改革。需要包括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在内的全方面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真正重视到资源的平等和科学分配，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更冷静、理性。在价值观上，应从追求土地开发效益取向转向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人居环境品质，转向居民和使用者的高便利、高保障，转向建筑和场所的绿色低碳、安全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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